2019-10-28 11:53 来源：农民日报
人们经常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围坐一起，既谈农事，也谈生意。有一搭没一搭地提到季节性的雨水和灌溉，各种粮食和农副产品波动的价格。大贵贵 摄
虽说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有不同，我所见的也不过是这广大乡村的片段。但是每当回到家乡，跟那里的或者老人或者青年或者孩童聊天，走过打记事起就用脚步丈量过无数遍的田野，听鸟叫虫鸣，呼吸泥土味青草味混杂的空气，都会有这样一种明确的感觉：我们的乡村，并不宜简单地加以认定。
虽然城乡鸿沟依然存在，但新的事物正在不断萌生。如果用心观察，我们就能发现当下的乡村，在依然厚重与质朴的同时，有了新的迷人之处，那就是历经几千年的沉浮与几十年的变迁，传统与现代，碰撞与融合，迷茫与希望，塑造与被塑造，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村庄里，几乎在同一时空平面上展开着。
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的乡村习俗依然坚守
这是一个离莫言小说中的“东北乡”不远，普通的都说不上有什么特点的华东小村。听老辈人说，明清时期村里是出过一个大官的，他留在家乡的眷属甚至演绎了一段不大不小的传奇。只是这些年人们更加努力地盯着眼前，随着老辈人的渐渐离去，便很少听人提起了。目前村里有500来户，姓氏庞杂，大姓势力不显，加之有几家劳保、针织类企业，日子过得看似平淡，却也没有网上常说的乡村的凋敝。
这是一个能够感受到现代文明之风与传统乡村习俗的地方。古老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尤其是在传统的年节到来之际，即便经历了都市文明的冲击，在某些时段某些方面依然保存完好。
人们依然在年前烧灶马给灶王爷上供，拎上酒去坟头烧几刀黄表纸；男人们精心算计迎接财神的方位，女人们在五更天煮的饺子里包上硬币和红枣。我们这些在外的人，每到年节也都携家带口回到这里，来到老人身边，感受乡土社会特有的那股烟火气。
年三十这天，堂屋里无一例外要挂一张轴子，上面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空白处写着祖宗的名讳，供桌上摆着粗红的蜡烛、香炉，以及几样精心挑选的点心。
初一早上男丁们照例要早起拜年。无论亲朋长辈，关系好的差的，走到堂屋里，对着供桌扑通一声跪下去，磕上三个响头，算是对这家的尊重。
这些年虽然不时兴磕头了，却也不能省略了这一环，依然要各家走一走。盘腿上炕，喝碗水，聊聊天，积攒了一年的鸡毛蒜皮龃龉隔阂多少也能有所消散。
若有人想留下来说点什么，女人便会倒上茶，然后知趣地转身来到烟熏火燎黑皴皴的厨房。离灶台不远的地方，是年前刚贴上去的灶马头，拙劣的模板图像印刷在廉价的白纸上，在这被粗制滥造的工业品包裹着的乡下，反而透着一种拙朴的味道。
人们经常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围坐一起，既谈农事，也谈生意。有一搭没一搭地提到季节性的雨水和灌溉，计划着犁地和锄草、播种和收割，以及各种粮食和农副产品波动的价格。
当然，有些话题具有了一定的时代感，比如网上有什么新鲜事，反腐败打老虎谁又落马了，尤其是那些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垃圾怎么处理，厕所如何革命……
这样的日子，恒常如昨，就如三十晚上的那顿饺子和供桌上的那炷香一样，固定而直接，维系着个人、家庭和村庄的日常。
然而并不只是如此，在城市化与现代化浪潮席卷下，这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网络的应用大概十几年前就在村庄开始了，4G手机如今也很普遍。人们通过网络购买日用消费品，学习最时髦的广场舞，听千里之外的老中医讲养生课，更有人搞起了电子商务，在网上售卖各种手工产品……不仅方便了乡村生活，扩大了信息来源和社交面儿，甚至成了一批年轻人谋生的手段。
村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开着加工厂生产旅游鞋，弟弟则专攻网上销售，据说一年也有上百万的收入，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对象。只是这兄弟发家的故事从十几年前讲到现在，并没有新的人物登场。
这次在听村里女人谈论油盐酱醋的间隙，还得知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村民坐在炕前，不急不慢地说及了此事。
“听说了吗？村里有家小子在网上赌钱，赔了多少万。”“现在的年轻人看不懂。他大舅家王小子，在网上倒腾那个什么币，比特币，赚了一大笔。后来跑到大理开饭店去了，听说干得挺不错。”一位更年长的人接上了话茬。
虚拟的世界连接着现实的分层，网络的介入加速了村庄的分化。一部分人的生活变得富裕了，一部分人仍然过得紧巴，还有人在茫然无知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年轻人对新事物更加痴迷，老年人依然坚守着传统。一位60多岁的老人对我说起他年轻时的事，为了赚钱，就是泥泞的小道，也要背上几十斤炒熟的花生去城里贩卖，攥回来十块八块的改善生活。那个年代，年轻人是村庄最优的劳动力。现如今，很少有青年出得了那份苦力了。
向往城市文明，并亦步亦趋地实现
《红高粱》里那座著名的火车站，是这里绝大多数回乡人的首选。往往下了车，预定的出租已在等候了。乡村的租车服务这些年日渐兴盛，不少人抢着做这行生意，所以即便是外地来的人去农村，交通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经县城、乡镇，直奔熟悉的村庄，可见年节购物潮带来的火热场面。县城大型商场边上车水马龙，乡镇大集上人头攒动。卖货的摊位上，喇叭里重复着这里特有的方言，“葡萄便宜了昂，三元两斤三元两斤。”“清仓处理裤子，男裤女裤条绒裤，20一条便宜便宜了昂。”包子摊儿上冒着热气，一双指节粗大的手迅速将包子装进塑料袋里。自行车、摩托车在人群里一点点往前蹭，车把上晃晃悠悠地挂着猪肉大葱。
终于挤出这火热的人流，看到越来越低矮的房屋，墙上肆无忌惮刷着各种标语和广告，便可断定从城市来到乡村了。
今年这一路上，最醒目的便是一片刚拆迁过的住宅区，砖头碎瓦毫无遮掩地堆放在镇街主路的两旁，看来城镇化的浪潮已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这里。
这些年来，乡村建房热潮有增无减，随着城乡土地增减挂钩的实施，城市的大规模开发，乡村宅基地指标也愈发紧张。据说近来的市场上，位置不错的6间瓦房连宅基地使用权已叫到了30万元高价。
相对于农业上的收入以及工厂里所得，这实在是笔不小的数目。因此人们对房屋买卖相当敏感，凡有老宅出售，消息不胫而走，不几日便尽人皆知。
一位长年在县城做生意的村民不乏理性地分析：因为毗邻青岛，这里的民营企业发展迅速。人们赶集买地瓜秧的时候就能观察到临近地区的发展。原本和自己差不多的村庄已大变模样，土地升值，诸如此类的信息不断刺激着人们。很多村民认为，村子被城市吞并只是个时间问题。
一位乡村教师的爱人也对我提起：大概20年前，只要500块钱就能在乡镇中学对面购买6间房的指标。现在那个地方已值上百万。为此她极其后悔，当初没有紧出这笔钱来，错失了一个离开村庄走向城镇的绝好机会。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村人口一部分外流，老屋并不急于出售；土地指标的收紧又使得部分结婚分户的村民无法建房。另一方面，加工制造业、畜牧业的发展也都需要土地。僧多粥少，争抢难免。
房屋在村民看来是身份的象征，因此格外舍得投入。近年来随着乡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居住条件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户户间的水泥路也修了起来，房屋外立面统一刷成了浅浅的黄色。以往倾倒在河沟里的垃圾开始有人清理，速生杨大面积种植，乡村环境逐渐修复，野兔野鸡再现田野。
从外在形态来看，这里甚至有了社区的概念，乡村卫生站、乡村饭店，卖馒头或者卖炸货的小店都开了起来，人们的生活日益便利丰富。然而从内里来看，乡村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
村里的娱乐活动并不多，过年的时候经常看到男人们聚在一起打牌，女人则看孩子聊天。天气暖和的时候，村里会有人组织广场舞，天冷也就歇了。虽说距离莫言故居也就十来分钟车程，除非陪着回乡的亲朋，少有人去看二遍的。
十几年前还能看到一两场县剧团组织的地方戏下乡，浓妆艳抹的演员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咿咿呀呀唱着“茂腔”（一种地方戏）；或者村民自己攒的草台班子，挨家挨户给村里有脸面的人拜年讨喜；清明节有实力的人家在空场儿地里树一架秋千，全村老小聚在一起耍上几天，这些年也都没再见了。年轻些的人刷手机抢红包，小孩子“吃鸡”打游戏，一群群地在街上疯跑，到田里认认野菜捉捉虫的都少了。
逢年过节摆上桌的多是大鱼大肉，以及煎炸过的速冻食品。在我们这些从城市返回家乡的人更想吃一口自家菜园的新鲜蔬菜时，却发现村里人更推崇工厂里生产的速冻食品和快餐了。
或许是因为一年的忙碌就为年节这几日的清闲，在不需要招待客人的日子里，人们往往随便吃一点坐在炕头上唠嗑或者补觉。对他们来说，省出来的时间和双手似乎比精心准备一顿饭食更加重要。
然而我们又怎能去责怪他们呢。即便有了机械的帮助，农活依然是劳累的。而他们对于速食品的热衷与当年肯德基进入中国，城市人的态度又何其相像啊。只不过乡村比城市晚了一个阶段，因此影响了人们的认知。对于城市文明来说，乡村的跟进总是这样亦步亦趋。而我们这些进入城市的人，先一步接触工业文明的人，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似乎不合时宜了。
务农，或是务工，能选择的和不能选择的
冬日的夜里总是容易起雾的，早上都没有散的意思。村庄、树木、田野，笼罩在这白蒙蒙的水汽中，很是安静。
吸着这水汽十足的空气，从村头慢慢地走到村子中央，一路过去，水泥铺就的路面两侧，停着各式各样的小轿车、农用车。原来的老村部已经变成了二层小楼，开着超市、农资店或者小饭馆之类的个人家的买卖。过年的时候，蓝色或者绿色的大门无一例外贴着红对联，偶尔还能看到胶带纸反射出来的光。
这些年，村庄农业一直四平八稳，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虽也实现了机械化，却还是各家各户散种为主，没有像样的合作组织，农资价格一旦上涨，粮食价格稍有波动，都会影响农户的收成。因有各种各样的种粮补贴，一直维持到现在，也无抛荒的现象。
二三产业反倒有了相当的起色。村里容纳着不少行当，有做主食的，开幼儿园的，经营日用杂货的。经过多年的新陈代谢，修鞋的、榨油的、做豆腐的皆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劳保作坊以及几家颇具规模的旅游鞋生产企业和针织厂。
一条大路穿庄而过，到县城也不过半小时车程。因着县城老火车站提供的很好的物流服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这里的劳保用品便一车皮一车皮运往东北等劳动强度高的地区。
服务业大都是家庭经营，并不雇佣劳力。所以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集中在加工厂上班，也有上点年纪的村民从厂子领取原料回家加工的。这些人是大工业流水线上的一环，在照看好庄稼和家务的同时，每天不停歇地操作着简单的机械，翻拣着整捆的粗帆布或者塑胶鞋，为中低端的消费品市场贡献着体力。
除却经营上的因素，这些年来乡村外贸的衰败与内需的繁盛，很巧合地反映在了村里两家规模较大的企业上。以坐落于村西的针织厂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办，原以外贸订单为主，针对日本中低端市场，红火时聚拢了100多号女工，建有食堂，定期组织工人旅游。如今的境况却很惨淡，从剪裁到检验多道工序仅剩了三十几人，且经常不能保证全天开工。
另一家以国内市场为主打的旅游鞋企业则风生水起，据说去年一年达到了近百万双的生产能力，借助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
村里的企业多为个人所有，小微为主，并不具有现代企业明显的特征，产业的发展速度也不足以吸纳四面八方的人涌入，因此新店铺出现的频率极低。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企业，村里的农民不用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在家门口便可获得一份相对稳定而且不错的收入。
这一点像极了费孝通说的“蜕变中的青蛙”，拖着一条短短的尾巴。这条尾巴给了村民以喘息的机会，在向大工业转型的时候不至于那样急促剧烈，温温吞吞，减轻代价。
留在村庄，并不发愁找不到工作，但是改变职业也是困难的。村里一个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年轻人，和媳妇两人都在工厂上班，一个在制鞋厂开机器，一个在针织厂验货，正常情况下每人每月收入3000多元。但是媳妇所在的这家厂子已有三年未正常发过工资，老板承诺的社保拖了两年未缴，所以正在犹豫是不是要换一份工作。
巨大的惯性在她身上缠绕着。这个30出头的女人不止一次跟我表示，只有离开农村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去城市打工的收入也不比在村里多。像她这样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在这个小小的社会里已经有了固定的位置，要想改变更加困难。
“你说，我要是不干这个了（指检验做好的服装是否合格），我能干什么？”媳妇画着淡妆，说话慢声细语的，说完了静静地看着我。
不喜农活，对于土地的习性也毫无把握。如她这样的年轻人对城市却不陌生。他们大都上过初高中或者技术职业学校，多数还在城市周边的工厂里做过一段时间的工，成家后才回到村庄定居。他们跟城里年轻人一样在生日当天举行小圈子的聚会。熟稔网络操作，上网购物熟门熟路。放工之后也常常约着相熟的朋友到县城商场里消费，然后美图秀秀发到朋友圈里。
大多数人依然摇摆于农业和手工业之间，既务农也出工，保持着一种相对的平衡。只有少数人确实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或者生意之后，才真正退出农业生产，过上另外一种类似于城里人的生活。
即便如此，大机器的到来毫无疑问还是提升了消费能力，村庄的日常消费也因此被泾渭分明地划分开了。
从两块钱一人次的剃头铺，城里买来的几百块的衣服，网购的上千元的化妆品保健品，在这个小村里都能见到。一些老年人穿着多年的旧衣不舍丢弃，也有年轻人大手大脚而不吝惜。节俭与时髦并存。
年轻人开着车去县城购物成为时尚，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城镇商贸的发展。老一辈还停留在乡村的集市上。逢一逢六，逢五逢十，买点锅碗瓢盆，针头线脑，或者便宜处理几块十几块一件的衣裳。
孩子们一代一代成长，有些东西却再也无法传承
村里原本是有一所小学的，只是经过这些年的调整，如今被住家或者工厂取代。偌大一个村庄已多年不曾听到读书声。
说到原因，和这些年来媒体上报道的并无二致。年轻人通过考学或者经商流向城市，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即便留下的，年轻的父母也想尽办法送孩子到县城的学校读书，以致从一到五年级整个年龄段的孩子都不足以凑齐一个学校，前些年索性并入邻近一个大村了。
但是乡村教育并不如想象中就这么凋敝了下去。据村里一位老教师说，素质教育的理念已经开始渗入，教给学生的知识面儿更广些。老师们时不时地将教学与乡村日常结合起来，孩子们被要求放学回去数数自己家里养了几只鸡几只鹅，因此有了更多感性认知和乐趣。
县城有两家私立学校名声在外，村里一些人家但凡条件允许的，便将孩子送到城里去。在外经商打工的，则由老人带着去寄宿学校或者补习班，每到周末，乡村出租车在各个村来回奔跑，拉的也大都是这些进城上学的学生。
“我们那会儿有可能跟城市发生这样的连接吗？县里最好的中学一中，普通农村孩子是没有机会去上的，那时候就开始划片剥离了。那年采取混考，很极端的一个方式，掐了全县前100名学生进去，算是给乡村学生的机会。现在大家的选择更多了，更自由了，只要有钱有意愿，就能去更好的学校。”一个从村里走出去的2000年毕业的大学生这样对我说。
2000年前后这几届是村里第一波大批量正规考出去的，这批农村孩子毕业后无一例外留在了城市工作。他们的处境给了村民极大的鼓舞，并不断强化着更年轻的人走出乡村的愿望。
然而接受变化是困难的，习惯的改变更加不易。所以光有这样的意识并不足以把他们从每天劳作、看电视刷手机的惯性中拉扯出来。大部分家长更愿意花钱给孩子买玩具，而不是买几本书，更鲜有大人和孩子一起读书的。
乡村结构的变迁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孩子们的认知。
在我们这些八零后还小的时候，村里少有人家安装电视，夏天晚饭过后大家聚到门前的大街上，铺个凉席，消暑聊天。这当空儿，老人就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讲些“没尾巴老李”“杨家将”之类的孝亲家国故事，一日一日地渗透到了玩耍的孩子们心中，成了孩子们最初的人生启蒙。
只是随着这些年村集体活动愈发减少，村民各奔生计，繁忙与分散之下，人们之间能够聚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这样的经验与教化传承也随之被切断了。
即便只是隔着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我们成长中所获得的那些“营养”，现在的孩子似乎已很难企及。夏天跟着大人在地里干活，你会看到刚才还风和日丽，跟着远处的天空一片乌黑，老人就会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云，会有什么样的雨，下多长时间，依此判断是回家避雨还是在地头等待雨过天晴。
乡间带着泥土的经验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如此鲜活，全息体验。如今机械取代了人力，孩子们也不再跟着下地，也就不会切身体会到大自然的诸多奥秘。其实孩子们也无心去听老人讲些什么，动漫游戏的吸引力远远超过老人一遍遍的唠叨。少了劳作时被雨淋的压力，自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关心头顶上飘过的一片云彩了。
干旱少雨经常困扰着村里的人们。即便夏日，顺着一条乡村土路走到村界，也少能见到水的影子。绵延流经莫言老家的那条河几近干枯，两旁的速生杨在烈日下抖着叶子。
大街上，老人依然会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你，老远都能感受到那平淡又奇特的目光。
临近饭点儿，每家每户灶台上冒着热气。大锅里炖的土鸡，滋滋冒着油花的丸子，拉着尖锐哨声的水壶，晒在院子里猎猎作响的衣服，摆碗筷的声音，呵斥鸡鸭的声音，孩子们叫喊的声音。
白云飘过，撒下阳光，受了惊动，树枝上的麻雀“呼”地一声飞走了。
最深厚的文化，就在洒扫庭除中。在这里延续了多个世纪的乡村，如今正在融入现代化前进的步伐。
离开的时候，小村虽已渐行渐远，但墙上新刷的关于乡村振兴的大字标语，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鲜红鲜红的，格外醒目。